编者按

汾酒与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唐代，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就在杏花村烙下深刻的印记，著名诗人杜牧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

汾酒所在的吕梁更是一片人文热土，产生过由马烽、西戎合著、反映军民团结战斗的著名革命文学作品《吕梁英雄传》，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创作出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贾樟柯说，离开故乡，才能了解故乡。汾阳，贾樟柯出生的这片厚土，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而故乡，一直是贾樟柯电影的创作母题。

不管是电影的一帧一格呈现，还是文学的一笔一捺书写，都是在记录汾酒诞生的这片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记录那些鲜活的面孔和可爱的灵魂。当我们用文学的视野去认知汾酒，更能体会它的魅力与品格。

汾酒文学季，从杏花村开始的写作。著名作家阿来、格非、韩少功、苏童，诗人西川，艺术家徐冰等四十余位文学家与汾酒的消费者交流对文学、乡村、时间的思考，搭建文学家与读者之间、文学家与消费者之间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汾酒的故事将被文学的火炬渐次点亮。

近期，央视打造的国学经典栏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回归，精致的服化道、演员的精彩演绎、细致的台词设计引发全网讨论热潮。

这一现象级综艺掀起一阵“国学热”，并印证了一个事实：经典有着经久不息的魅力，传统文学仍然能引起大众的共鸣。

文学是有力量的，大如鼓瑟雷鸣，振聋发聩；小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这些力量通过文字传承下来，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品格。

从江浙水乡到日本仙台，年轻的鲁迅从《天演论》领悟到自强才能革新旧中国；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尤其是《庄子》一读再读；《孙子兵法》传承千年，更远销海外，中华文化的思辨哲学成为国外民众推崇的对象。

文学，不是一个晦涩难懂的词语，而是一扇跨越了时空的窗，推开它，便可以见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展开历史的画卷，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出璀璨的文学之光。群星闪耀中，有着6000年未间断酿造史的汾酒也是其中闪亮的那一颗。

汾酒文脉，始自第一缕清香

从中国最早的酿酒器具——小口尖底瓮，到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一杯杏花村，清香浸透了华夏文明史。

汾酒的文脉，从6000年前杏花村飘出的一股酒香开始。

那时世界的文明刚开始萌芽。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刚培育出了玉米；古埃及人正在学习用天然金银合金做装饰品；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起了城邦，楔形文字快要成型。

而三晋大地进入了仰韶文化时期，开启了汾酒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传奇，当杏花村的先祖第一次把蒸熟的谷物放进小口尖底瓮，一次发酵酿造出华夏第一缕清香，汾酒的文明由此诞生。

汾酒清香，映照文明之辉

汾河滚滚，见证多少浪起潮落。到了1500年前的南北朝，杏花村的酿酒经历了一轮技术改良，“清酒”横空出世，从此称雄酒坛千百年。

酒的微醺是文学兴旺的催化剂。魏晋风流，一杯汾清下肚，晋地文人挥毫泼墨，风骨耀彻古今。

汾河在山西省万容县汇入黄河，文坛领袖薛道衡也出生于此，“筒酒未能倾，心随故乡断，愁逐塞云生。”一杯清酒，唤起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北齐书》十一卷记载“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口感醇香、色泽清亮的汾清甚至得到了帝王的认可。

唐朝，中华文明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书法上楷书、行书、草书名家辈出，绘画上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各有创新，突破高峰，此外在音乐、舞蹈、建筑和雕塑等方面也是百家争鸣。

与华夏文明同呼吸，汾酒也在这时迎来高光时刻。隋唐时代，杏花村人同时运用酒曲、固态发酵、蒸馏三大工艺，汾清酒跃升为品质超前的干和（huo）酒。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大唐盛世被无数诗人追忆赞颂，而一切辉煌的源头，也与汾酒有关。

1400年前，隋朝的统治壁垒摇摇欲坠，群雄作壁上观，伺机而动。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宫接过裴寂递来的一杯杏花村汾酒，酣饮后定下举义大事，即后来的晋阳兵变。

李氏与山西的渊源可追溯至周朝。《吕氏春秋》中载有“桐叶封弟”的典故，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尧故地，即在如今的山西境内。

祖籍在晋地，因此在战前，李渊父子携带陈年汾酒（汾州干和酒），在面临汾水的晋祠里祭祀天地，以求祖荫庇祐。

在贞观年间，李世民重返龙城，在晋祠又用汾酒大宴群臣，酣饮后留下帝王妙翰——《晋祠之铭并序》，成为后世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杰作。

晋地由此成为了开启大唐盛世的龙兴之地，汾河孕育灌溉这片大地千年，造就了山西的人杰地灵，山西陈醋、汾酒均受益于汾河。

初唐时的刀光剑影、兵马缭乱后，又过了两百多年，大诗人杜牧东渡黄河，在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循着风中酒香与一位放牛的儿童偶遇。

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流传千古，也成就了“千里飘香”的汾酒美名。

汾酒品牌，引领清香复兴

而到了宋元时期，中国蒸馏酒开始传播，杏花村的白酒酿造工艺日趋完备，汾酒凭借优越的品质被记载于各时期的典籍。

如元代宋伯仁《酒小史》中收录了“汾州干和酒”的酿造工艺和风味；《四库全书》中收录了9首涉及杏花村汾酒的诗歌。

清代诗人袁牧在《随园食单》中写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也把汾酒列为“天下第一烧”。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笔记》中列述清代名酒写道“不得不首推山西之汾酒”。自此，汾酒开启了300年的品牌史。

▲70年代末的汾酒厂区

迈入现代后，国营杏花村汾酒厂于1949年创立，在同年汾酒成为新中国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国宴用酒。

1952年汾酒作为清香型工艺的代表，在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被评为国家名酒，由此成为中国“老四大名酒”之一，并在后来蝉联五届国家名酒称号。

未断代的悠久传承为汾酒积攒了深厚的底蕴，踏入六七十年代后，专家的指导则进一步扩大了汾酒的行业影响力。

秦含章在六十年代来到汾酒厂，耗时两年主持推动汾酒试点，其经验与成果如天女散花般为全国各地酒厂汲取分享。七十年代，在汾酒宗师杨得龄老先生总结的“七大秘诀”基础上，汾酒参考华罗庚的统计学和数学理念，将酿造归纳出“十大秘诀”，进一步稳固了汾酒技艺的行业权威。

▲汾酒试点工作人员摄影留念

在继承与创新中，汾酒人更加注重对传承的细致梳理，由此在2006年，“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成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迈入两百亿营收门槛，汾酒作为清香老大走出了山西，稳步推进全国化，依托汾酒、竹叶青、杏花村三大品牌吹响了清香复兴的号角。

如今汾酒的发展已到了新的关键时期，汾酒人正在努力抢抓发展新格局、社会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深化改革、提质增效以求全面提升。同时高举“中国酒魂”的战略旗帜，以汾酒复兴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品牌力提升为核心，持续“深挖”和“活化”汾酒文化，向着汾酒复兴的美好未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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