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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篇文章，即《中国白酒金三角的地理学考证：“美酒河”浪得虚名！》一文中，我初步考证了中国白酒金三角的出现，如果真的有什么地理学方面科学根据的话，那么其地理学方面的科学根据，既不是所谓的“美酒河”，也不是其它的某一个或者某一种什么东西作用的结果，而是中亚热带暖湿温润气候区的四川盆地与大娄山组合的特殊地理、气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篇文章，我将从唐代的15大名酒中，现如今在中国的全国名酒中，为什么只剩下了一个“剑南春”的角度切入，探究“中国白酒金三角”的历史人文密码——如果真的有的话。

一、两点说明

?第一点说明：

自秦汉以来，泛2200多年期间，唐朝的酒经济和酒文明，特别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诗酒同框”文明盛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现如今，也没法与唐朝相提并论。

盛唐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可谓是无人不酿酒，无酒不成席。太宗李世民为昌全民节俭之风，在皇宫御苑内组织宫廷人员栽培葡萄、亲自参与酿造葡萄酒，并将自酿的美酒分赐予文武百官，由此所倡导的“酒风”，可想而知。

《唐会要》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注：今吐鲁番盆地一带的古“高昌国”，盛产葡萄），收马乳蒲桃实（注：即马奶提，又称马奶葡萄、马乳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说的就是太宗李世民种葡萄造酒的事。

彼时的京城长安，甚至连类似于今天的“酒吧街”都有。京城长安的沿街酒肆，不但有“吴姬”伴酒，有来自于西域的原产地葡萄酒，还有异域风情的“胡姬酒肆”——洋妞三陪，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放到现如今，也很奢侈啊。

因此，本文选择从唐朝全国名酒的历史视角，切入中国白酒的人文密码主题。

?第二点说明：

中华民族酒的历史，不短于3200年。但直到唐代的各种酒，也均属发酵酒。就是说，唐代还没有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蒸馏白酒。所以，今天的中国白酒中，如果谁说TA家的白酒，是在唐代或者是唐代以前就有的，并且是宫廷“御酒”，年年敬献宫廷，信不信由你，曲哥我肯定不信。

有文字记载的唐朝酒，就名称而言，多达数十种之多，如石冻春、松叶酒、竹叶酒、松醪、桑落酒、仇家酒、屠苏酒、魚儿酒、翠涛酒、京师腔、阿婆酒、三勒浆、三辰酒、碧芳酒、杜康酒、新丰酒、地黄酒、曲米春、老春、松醪春、梨花春、桂花醑、宜春酒、抛青春、玄化醇、五云浆、郁金香、乳酒、凝露浆、五酘酒、菖蒲酒、醽醁酒、菊华酒、屠苏酒、郫简酒、石榴酒、酴醚醾酒、武陵崔家酒、鲁酒、黄醅酒、女酒、玉薤、 麴米春、釃酥酒、酴靡酒、灰酒等。

唐代的酒，有以原料命名的，有以酿酒方法命名的，有以酒体形态命名的，从具象到抽象的命名法，等等，都有；原料从粮食、果实到树叶、花朵等等，丰富多彩。但是，唐代的酒，最主要的两大品类，是葡萄酒和米酒。米酒又分两种，一是原汁米酒（浊酒），二是经过密封二次发酵过后的酒（清酒）。

唐代已有“烧酒”出现，但与宋代之后的烧酒有本质不同。唐代的“烧酒”，是为了便于保存，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发现把酒加热到一定温度，比如60几度后，再封坛存放，便不易酸败。这其实已经是类似于“巴氏灭菌法”了——真的是要为咱们民族祖先的智慧，大大点个赞。

还有就是，寒冷天气，把酒温热了再喝，感觉更舒服，对身体更好，这与中国人习惯于喝热水的情况差不多。

二、唐代的各种名酒

（一）《唐国史补》中所记载的14大全国名酒

唐代翰林学士李肇（公元820年期间在世），在其所著《唐国史补》卷下中，有这样的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千多年之后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被写进“唐国史”的这十数种酒，应当均为唐代的全国著名美酒。就产地和原料种类而言，分别对应的是：

1、“郢州之富水”：即富水酒、富水春。今与“郢州”二字搭边的，全国非一处。但以“郢州”+“富水”二合一统一性判之，《唐国史补》所说的郢州，应为唐代郢州富水县，位于今湖北京山县东北。发源于大洪山南麓的“大富水”河，流经京山市东北部的绿林镇，三阳镇。

“富水春”品质上乘。据《唐六典》载，其为皇家贡酒。并且，“禁中有郢酒坊”。由郢州刺史选派郢州酒工到京师皇家酒坊进行酿造，生产御用之郢州富水春（酒），称为皇家“郢酒坊”，地位不可谓不高。因而，《唐国史补》将“郢州之富水”列为全国名酒第一。

2、乌程之若下：即“若下酒”，又称若下春，产于唐代浙江湖州的长城县(今吴兴县北)。长城县秦时为乌程县，因善于酿造酸酒的乌、程二姓居于此地而得名。

唐时，文人诗客饮酒于江东，尤其偏爱乌程若下酒，并为之频致颂辞，从而使之名扬四海。

3、荥阳之土窟春：土窟春（酒），是唐代郑州荥阳，即今河南荥阳一带出产的美酒。

4、富平之石冻春：石冻春（酒），是京兆府富平县，即今陕西省富平县附近所产的名酒。

5、剑南之烧春：即烧春（酒），唐时也称“烧酒”。是指经60几度低温杀菌处理后的米酒，并非宋代以后诞生的蒸馏白酒。

在《唐国史补》所列的全国名酒中，“剑南之烧春”位列第五，可见彼时剑南地区的“烧春”，已经是很有名气了。

2009-2010年重建后的剑门关

剑南是地域称谓，即唐代地名，泛指剑门关以南之“剑南道”所辖区域。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设剑南道，治所位于成都府，因位于剑门关以南，故名剑南道。辖区相当于今四川省大部，云南省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及贵州省北端、甘肃省文县一带广大区域。

《唐国史补》所说的“剑南”，当泛指剑南道，而非特指剑南道中的某个特定地方，这从该书在罗列全国各地名酒的遣词造句上，可以得到证明。

“剑南之烧春”，所指为彼时剑南道辖区内哪个或者哪几个地方所产的名酒，今人不得而知。不过，历史上，“剑南道”区域多名酒，是公认的事实。如今的“中国白酒金三角”等，均属唐代“剑南道”之地。

6、河东之乾和葡萄：《唐国史补》所言之“河东”，很可能位于今山西省一带。山西气候干燥，适合种植葡萄，到宋朝时，山西已是全国葡萄酒的主产地。

依据《唐国史补》理解，唐代时，山西某地酿造的“乾和葡萄酒”，已颇负盛名。

7、岭南之灵溪博罗：唐代岭南地区的“灵溪酒”和“博罗酒”两种美酒。灵溪酒产于韶关市乐昌县（县级市），“灵溪在乐昌东北，源出冷君之山，以其水酿，曰灵溪酒。”

博罗酒产于惠州市博罗县，是以桂花为串香材料而酿制的美酒。

8、宜城之九酝：唐代宜城地区酿造的美酒。产地为宜城县，即今湖北省宣城市（县级市，由襄阳市代管）。从东汉郑玄（127－200）《周礼注疏》中记载“宜城醪”始，至明清时期，宜城“九酝”经久不衰。诸如“苍梧竹叶青，宜城九酝醝”；“镫前北里千金舞，座上宜城九酝觞”等佳句，经常出现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

9、浔阳之湓水：唐代江西浔阳酿造的美酒。浔阳即今江西九江。古湓水，又名“湓浦”，今名“龙开河”，是一条流经江西省九江市的河流。唐人以湓水为酒名，意为取湓水酿造的美酒。

10、京城之西市腔：西市腔是唐代京城长安西市所售的一种酒。当年，长安西市有不少胡姬侍酒的酒肆。从酒名看，“西市腔”很可能是当年长安西市的酒家，用西域技法酿制的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美酒。

11、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为唐代京城虾蟆陵(即下马陵，即汉代董仲舒墓)所产的两种著名清酒。阿婆清是春暮牡丹盛开时酿熟的清酒。郎官清酒流传至北宋，依然保持着长安佳酿的美名，深得北宋酒人的青睐。

唐时，有说虾蟆陵为歌楼酒馆集中地，有说虾蟆陵是唐代京城的一处著名酿酒地。实际上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从唐代诗僧皎然，在其《杂曲歌辞·长安少年行》中的描述可看的出来：“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蹀花骢骄不胜。”

有论者称唐酒有清、浊之分，清酒品质高于浊酒。其实，历代发酵米酒，都有清、浊之分。一次发酵所得之原酒一般均为浊酒，当今南方各地的米酒，均如此；原酒经封坛储存，二次自然发酵完成后，即成为清酒——曲哥我亲自做过这样的实验，我现在平常自饮的，就是这样经过自然二次发酵后的“清酒”，可以储存多年而不腐败的。

12、三勒浆酒：用庵摩勒、毗梨勒、呵梨勒三种植物的果实酿制而成的，具有异国情调的药食两用甜酒。

原产地波斯国（今伊朗）。国产“三勒浆”的产地很可能是京城长安或其附近。由西域波斯国的使者、学者或者留学生等传入京师，后京师有人学会国产化自酿三勒浆。

晚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中记载：“呵黎勒、毗黎勒、庵摩勒，以上并合核用，各三大两。捣如麻豆大，不用细。以白蜜一斗，新汲水三升，熟调，投干净五斗瓮中，即下三勒末，搅和匀，数重纸密封。三四日开，更搅。以干净帛拭去汗，候发(酒化发酵)定，即止，但密封。此月(指阴历八月)一日合，满三十日即成。味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须是八月合即成。非此月不佳矣。”

韩鄂的生卒年份不详，推测其居住京城或者京城附近。其如此详尽的酿制方法记载，表明其很可能亲自参与酿造过程。

以上是《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全国14大名酒。

中国历史上，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多风雅，或故作风雅，而社会各阶层附庸风雅者众。特别是在唐代，诗酒同框，作为风尚，更显风雅备至。所以，唐代的名酒，必定有诗词颂之；但诗词颂之的名酒，却未必能有幸被写入“唐国史”。而未被写进《唐国史补》的唐酒里面，可能也不乏全国名酒，比如“新丰酒”。

新丰酒产于京兆新丰县、今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

王维诗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合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新丰镇与咸阳之间的直线距离约55公里，即110里之遥。当年的沿途旅程会比直线距离远的多，即使是骑马，也是很遥远的距离。可见，新丰美酒及其所在地的吸引力有多大。

李白诗云：“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丰。快意且为乐，列宴坐群公”——新丰镇与西安市中心之间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即80里，实际路线更长。却有李白等“列宴坐群公”，只为新丰酒。

当年京城长安，有“枯酒待新丰”、“买醉入新丰”、“美酒沽新丰”之说，可见新丰酒的名望之盛。从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歌赋记录看，新丰酒不亚于《唐国史补》所记载的绝大多数名酒。

综合，唐代的著名美酒，至少有15个之多。

三、唐代的15大名酒，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剑南春”？

这要从酒名、原料-工艺-酒体、产地五个方面去斟酌、辨析。

首先是酒名——从《唐国史补》和诗词用语看，那个年代对于某种美酒的描述，通常是地名或者店名在前，后缀什么什么酒，有时后缀的酒名是泛称，即泛称某地出产的某种类别的酒，而非专指某个特定品牌的名酒。比如“剑南之烧春”等，指的是唐代剑南道一带所生产的“烧春”（酒），而非特指某个酒坊的“烧春”，也非专指剑南道某个特定地方的“烧春”。如此之类的酒名，与当今的酒品命名范式不同，所以很难永久延续。即使个别的酒名在某地还在用，也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其次是原料、工艺、酒体——唐代酿酒，主原料除了粮食、水果、植物果实外，还有树叶、花朵等植物，工艺均为发酵酒，而非蒸馏酒。酒体则分浊酒和清酒两大类，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密封二次自然发酵转化所得。这在如今南方的米酒行业，还有存在。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如“三勒浆”等，早已销声匿迹了。白酒兴起后，发酵酒——无论是浊酒还是清酒——便迅速被严重边缘化、地区化了。因而，时至今日，在酒水行业头部，甚至肩部以上名酒中，除少数葡萄酒之外，早已经没有了发酵酒的身影。

再次是产地——上述唐代15大名酒的产地，不少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比如“虾蟆陵”等等；另外，有的唐代名酒产地，可能换一种面貌延续了下来，比如《唐国史补》中的“河东之乾和葡萄”，很可能产于山西。而后世的山西汾酒，自诞生以来，久负盛名，这很可能是人文酿酒基因延续的硕果。

如今人们最容易把现实中的名酒，与唐代的名酒联系到一起的，当属“剑南春”。很多人误以为今天产于四川绵竹的“剑南春”酒，是《唐国史补》中“剑南之烧春”的后代。其实不是的，或者说不一定是的。

说不是，因为唐代的“剑南之烧春”，是发酵酒；“剑南春”，是蒸馏酒。二者在工艺上并不必然有传承性。并且，《唐国史补》所说的“剑南”，泛指“剑南道”所辖区域，并非特指四川绵竹。

说不一定是，因为四川绵竹位于唐剑南道区域内，也是四川传统名酒产区之一。因此，唐时的“剑南之烧春”中，也可能包括四川绵竹所产的“烧春”。

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厂的前身，是1951年5月成立的国营绵竹县酒厂。1958年，该酒厂将其产品命名为“剑南春”，或曰将“绵竹大曲”更名为“剑南春”；继而在1984-1985年间，再把地方国营绵竹县酒厂，更名为“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厂”。

如此一系列操作：将“绵竹大曲”更名为“剑南春”，再将“绵竹县酒厂”更名为“剑南春酒厂”，注册了“剑南春”商标，也注册了“剑南道”商标等，是“剑南春”始作俑者的旷世杰作，也说明有关的当局者对唐代“剑南之烧春”与今世之“剑南春”的区别，似乎是心知肚明的。

四、“剑南之烧春”一语，说明了什么？

从前文所述唐代15大名酒中的“剑南之烧春”，说到“剑南春”，以及“剑南道”，行文至此，中国白酒金三角的历史源流和人文密码，已经很清楚了：

（一）“剑南之烧春”，覆盖“剑南”全境

《唐国史补》作者李肇，在以地名为前置词记载全国各地名酒时，唯有在“烧春”酒之前冠以“剑南”（“道”名），而不是剑南道之下的某个州、县。这不是作者一时疏忽，而很可能是剑南道内，著名的“烧春”很多，甚至可能是星罗棋布，单点哪一个“烧春”，都有顾此失彼的偏颇。

剑南道的行政区域，包括今四川省大部，云南省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及贵州省北端、甘肃省文县一带。今天的四川省各主要名酒产区，以及贵州省北部大娄山一带的主要名酒产区，都属于当年剑南道的范围。现今的“中国白酒金三角”，不但也在剑南道之内，而且彼时很可能是“剑南之烧春”的主要密集产区。

从明清以来酿酒作坊布局的密集区看，中国白酒金三角的百年以上老作坊、老窖池，其密集度位居全国之冠。

（二）全唐各地的“烧春”中，只有“剑南烧春”入选

在唐代，除了剑南道之外，别的地方还有多少“烧春”（烧酒），不得而知。但全唐一朝的“烧春”（烧酒）者中，只有“剑南之烧春”入选《唐国史补》的全国名酒大名单，这很能说明问题。

历史上，唐代的“烧酒”——即经过低温灭菌工序处理过的酒——就那个年代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平而言，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进步。因此，如果说《唐国史补》的全国名酒大名单能说明什么，那至少说明，全唐一代，剑南道的“烧春”，在全国是出类拔萃、独占鳌头的。

（三）历史演进中，自然中的偶然，偶然后的必然

古代酿酒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手艺活。

从理论上说，有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就可能有酿酒。就传统酿酒而言，所不同的，一是自然环境不同，对酿酒的有利程度不同。比如干寒的荒漠地区不利于酿酒，而像我前一篇文章所考证的，中国白酒金三角之类的地方，暖湿温润，就比较有利于酿酒。这个很好理解。

当然，环境决定论不是绝对的。随着酿酒科学、技术、装备的发展，不久的将来，以先进科学思想和科学原理为基础，由高科技装备武装起来的酒水生产工厂，可能不但会摆脱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影响，甚至可能摆脱对传统酿酒窖池、传统酿酒工艺、传统储酒思维等等的束缚，而生产出更与时俱进、更健康、更畅销的酒——一切皆有可能。

二是人文因素不同，过程和结果是不一样的。在人类历史演进长河中，大多数地方的人类对于酿酒，浅尝辄止，不精此道；而有些地方的人类，偶然进行了酿酒尝试，便爱上了这一行当，一发而不可收拾，把原本自酿自饮的酒，做成了生意，做出了产业。

类似的情形，几乎在各种需要特殊传统手工技艺的行业发展过程中，都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没有哪个特殊技艺行业，是在全人类得到了均衡发展、齐头并进的。

我将此归结为两句话：自然中的偶然，因某种偶然的因素，做起了酿酒这门手艺活；偶然后的必然，一朝上手，便因因相袭，甚至代代相传——古剑南地区的人类，特别是中国白酒金三角，就属此类。

就目前公开信息进行梳理，全国已经发现的古代酒坊遗址，主要有如下这些：

1、茅台镇宋代官窖遗址：贵州省仁怀市；

2、金元时代的刘伶醉烧锅遗址：河北省徐水县；

3、元明清三代水井坊遗址：四川省成都市；

4、元明清三代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江西省进贤县；

5、明代泸州老窖窖池群：四川省泸州市；

6、明清沱牌泰安作坊遗址：四川省射洪县；

7、清代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四川省绵竹市。

以上七个古窖遗址中，古剑南地区占了5席，今四川占了4席。

如果算上元末明初的四川宜宾“火烧房酿酒作坊遗址”、“走马街遗址”、“叶家院子遗址”，并将其合并算作一处（宜宾古作坊遗址），那么，以上全国8处古代酒作坊遗址中，中国白酒金三角占了3席。这是自然地理、气候有利的条件下，人文因素作为的结果。说明古剑南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中国白酒金三角的酒文化人文基因，异常繁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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